《巫师与先知：两种环保科学观如何帮助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美]查尔斯·C. 曼恩著，栾奇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出版，665页，118.00元九十年前，苏联微生物学家格奥尔基·高斯将零点五克燕麦片放入一百毫升水中，煮十分钟，制成培养基后进行过滤，再加水稀释一同倒入平底试管里，最后将五只草履虫放进试管。一周之中，他观察到草履虫数量在缓慢增长一段时间后开始快速疯狂繁殖，到了第三天，数量达到顶点。然而，随着食物逐渐耗尽，种群数量开始下降直到趋于零。这一年高斯二十四岁，他用不起眼的草履虫发现了至今令人类思索的一条规律：生物会在疯狂生长到充满整个培养皿，以致拥挤到触碰器皿边缘后，开始自我消耗，直至殆尽。那么，人类是否也与草履虫一样？我们是否已触碰到人类这个物种繁殖量的边缘？如果是，未来应该怎么办？
这精彩的故事和发人深思的追问来自美国作家查尔斯·C. 曼恩的新著《巫师与先知：两种环保科学观如何帮助人类应对生态危机》。作者发挥其科学记者的优势，采访大量专家与学者的同时，还收集了相关领域丰富的科学数据，再结合实际走访，与全世界各地环保主义者、政治家、农业人员和官员面谈，写出了一本难能可贵的环境保护论战史。全书以立场截然不同但又都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两位代表人物为线索，通过详细讲述他们的生平与贡献，串联起当今世界环保主义与科学主义人士百年来的探索与困惑。作者将他们归纳为先知派和巫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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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主义与科学主义
先知派的代表威廉·沃格特在我国的知名度一定比不上《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森。但卡森的名著却是受到沃格特《生存之路》一书启发而写就的，尽管两人年龄仅相差五岁。沃格特出生于1902年，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基本理念的制定者。他倡导“世界末日环境论”，认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以及不会降低的消费水平最终将压垮地球的生态系统。富裕不是成就，而是不断付出代价的向地球的索取。消减！消减！是他的口头禅。
让沃格特走入环保事业大门的是秘鲁海鸟粪管理工作。秘鲁海岸上聚集的冠鸬鹚将粪便排泄在海岛上，这些原本不值钱的臭味粪便被发现可以作为高浓度商业肥料后，被远在欧洲的商人盯上，一跃成为“金矿”，遭到大肆开采。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这里的鸟粪数量开始大幅下降，采掘公司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聘请沃格特来想想办法。但是，沃格特并不以恢复鸟粪数量为目的，而是借此探究与观察鸟粪变化的原因。最终，他发现是厄尔尼诺现象主导了鸟粪数量的变化。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维持鸟类数量的周期性波动，从而保持生态的平衡。沃格特的建议是尽量恢复海岛原本的生态平衡与自然状态，不要大肆破坏原本的自然调节，开采要在生态限度之内。这自然不被鸟粪公司所喜欢，但却构成了沃格特自始至终的生态观基础。
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是沃格特环保主义的集中表达。他在书中提出了人类与全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承载能力。人类总是在不断破坏环境，以降低地球维持所供养生命的实际承载能力，这会导致地球供养界限的提早出现，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说到底，沃格特是一名马尔萨斯主义者，只不过他将马尔萨斯所说的粮食产量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替换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供养不起日益增多的人口。
他一生都在与人类不负责任的繁衍行为作斗争，甚至一度走向种族主义的论调，对所谓的“落后群体”“不受约束的产卵”和“不受约束的交配”大加讥讽。陷入人口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泥潭的环保主义者，是误入歧途且背离了环保初心的极端人群。一旦如此，他们还能否被称为环保主义者呢？
威廉·沃格特的代表作《生存之路》不得不指出的是，威廉·沃格特的环保主义近乎于偏执与极端。在他的成名作《生存之路》中，他说过“难道伐尽世界上所有的森林制造纸张，就是为了印刷出版那些黄色的爱情故事、无聊的侦探小说和毫无意义的连环漫画吗？”（威廉·沃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42页）即便抛开这种极端观念，回到书中给出的自然承载力概念上来，我们仍可以追问，如果，承载力增强了呢？这就要问问巫师派代表人物诺曼·博洛格。两位曾共同面对贫瘠和被侵蚀的墨西哥土地，但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解决之道。沃格特认为土地在退化，应该尽量减少土地的负担，在他看来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而博洛格认为应该运用科学知识和必要的工具来改善作物的品种，以及使用工业肥料。他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寻找到能够克服秆锈病的小麦品种，博洛格利用墨西哥复杂多样的地形加快杂交育种的速度，以“穿梭育种”的方式尽快培养出既能抵抗秆锈病又能生产大量谷物的新品种。但小麦的基因数量大约是人类的四倍，巨大的遗传多样性既是获得成功的希望，同时也是屡屡失败的根源。寻找能够克服秆锈病又能丰产的品种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有时候，需要一些运气，而这是不可控的因素。最终，幸运的博洛格发现了这样的品种，但新品种又存在植株倒伏的问题，研究还要继续进行。直到他最终发现可以克服秆锈病、又能丰产，还能满足蛋白质含量和入口口感的品种，才算是成功。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博洛格团队获得了成功。墨西哥农民们不必再担心当地的小麦品种和特殊的土壤条件，新的品种不仅带来了产量上的跃升，还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只不过新的品种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因为在进化力量的驱使下，病菌还会以新的变种出现，小麦育种专家就必须随时培育新品种，以便对抗它们。博洛格的故事很传奇，他的经历让他对于环保的理念迥异于沃格特。他认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道路在于科学指导下提高生产力，“我们的文明是第一个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文明”。
但有一利就有一弊，承载力增强是有代价的。博洛格的计划需要的是充足的营养和水，只要提供足够的肥料和水，新品种就会发挥它的魔力，每英亩小麦产量是原本的三倍。但这并非没有成本。密集的施肥严重加剧了土壤和水的氮化问题，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有时还会污染饮用水源，以致博洛格晚年不得不面对发言时台下学生们的嘘声，尽管他的工作曾带来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曾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威廉·沃格特与诺曼·博洛格的对立是永恒的，就像人类社会中的每一种行为总会有相应的代价（cost）一样。新教伦理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过程中，其自身也付出了被物欲所取代的代价。威廉·沃格特近乎偏执的环保主义理念，代价是人类进一步的探索精神和可能的物质生活改善；诺曼·博洛格对于科学主义的执着，代价是可能不被后人理解或对环境不可避免的破坏。人类社会走入工业社会数百年后，人性中的复杂面相决定了两者永恒的对立和互生关系。这是人类在未来需要持续面对的艰难抉择。
四要素的挑战
宏观上去谈环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并不难理解。然而，我们的生活更多还是要面对每天的具体问题。在这些直接关乎人们吃喝冷暖的细节上，环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辩证关系就不太好分出好坏善恶了。本书作者详细科普了在关乎人类基本生存领域内两派的主张与行动，呈现出更加立体与丰满的环保科学观。
作者从沃格特和博洛格的视角、以他们的方式进行思考，审视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四大挑战——粮食、水、能源、气候变化。这四大挑战被作者概括为柏拉图的四要素——土、水、火、气。土代表农业，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养活世界上的人。水指淡水，它与食物一样至关重要。火指的是能源供应，它关系到人类世界能否正常运转。气代表气候变化，那是我们渴求能源的副产品，也是可能带给人类灾难性后果的不确定因素。
没有人会否定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但如何让有限的土地上生长出更多的粮食，分歧就显现出来了。作为巫师派代表的工业化农业主张运用合成肥料，这会让产量大幅上升，但此法带来的危害也非常明显，氮氧化物的污染、臭氧的破坏和对生物的扼杀等等。与之相对，有机农业遵从回归原则，主张在不破坏生态原貌的前提下，采用植物残骸和动物粪便滋养土地，以便获取更高的产量。但有机农业的产量完全无法与工业化农业相媲美。双方仍然没有绝对的对错。一个关注现实的人口压力问题，一个关注环境的保护问题，一个追求的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而一个追求的是农业的高效高产。
两派对于淡水和油气资源的看法差异类似于此。主张科技改变生活的巫师派思考的出发点是如何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主张环境保护的先知派则认为可否不用那么多的资源。对于现阶段人类面临的有限资源问题，开源与节流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也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气，即气候变化，与前三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不是资源，而是利用资源的副产品。水、土和火是自打有人类以来一直存在的生存资源问题，而气，如果认定它的确是一个不可回避且客观存在的问题，则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才逐渐出现，最近几十年才引起人类警觉的问题。先知派和巫师派均承认气候变暖问题的紧迫性和危害，但究竟如何行动却又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
巫师派主张的核能利用、碳捕集与封存，先知派对之充满怀疑与担忧。而先知派主张的环赤道沙漠带种树，却遭到巫师派的指责，认为并不可行。尽管两派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但面对人类现今所遭遇到的种种生存威胁与挑战，两派均有完全不同于对方的解决之道。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迄今为止应对生态危机的环保科学观念，而这背后更大的问题关怀是人类是否已经繁衍到了“器皿”的边缘？
沙漠绿洲回到马尔萨斯问题按照高斯的实验所指，人口的数量决定我们是否已触碰到边缘。这让问题又回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之上。如何看待马尔萨斯主义以及如何规避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成为环保主义和科学主义都要面对的问题。但很遗憾，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很完整地呈现出双方就此问题的完整看法，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先知派和巫师派的争议之上——尽管这也很重要。
虽然在开篇作者就表明“述而不作”的立场，不就两派观点给出对错是非的判断，但全书始终贯穿着作者对社会制度安排的高度关注，行文中不时流露出社会环境会影响环保主义和科学主义行动的倾向。社会制度的安排异常重要，甚至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往往我们会因陷入环保主义或科学主义及其争斗的漩涡中而忽略它的重要性。
作者在介绍沃格特和博洛格对墨西哥土地问题的看法时，曾跳脱出两派的争论，指出二者共同忽视的地方，即“都没有尝试去了解墨西哥农民是如何陷入这种困境的”（123页）。通过在此处紧接着插叙一段看似与巫师派、先知派观点无关的内容，来表达作者隐含的态度。墨西哥农民困境的原因是1876年至1910年独裁者迪亚斯的统治，作者更是直接道出“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富裕的精英阶层努力维持自己地位的结果”（124页）。而无论是先知派还是巫师派均对此毫无办法，也无力改变。类似的表达在叙述巴基斯坦阻挠新作物推广上也有体现。
马尔萨斯神父再回到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上来，“我们是否已站在了边缘”是一个颇具马尔萨斯主义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或者说本书作者的态度，其实是超越马尔萨斯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从每个具体社会环境入手去解析。生活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享受的生活环境和面临的环境压力与生存在非洲落后国家的饥民所渴求的生活和面对的生存压力一定是云壤之别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国家情形，很难一言以蔽之的说谁才是那个“站在边缘”的人群。站在“边缘”与否也并不是单单由人口数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科技水平进步的空间是可以想象同时未可知的。供给人类基本生存的粮食和水资源，为维持生活质量而所需的能源是否可以通过科技的进步持续满足人类的所需，地球工程的设想可否降低全球变暖的程度，这些至少在当前都是未知数，而未知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我们是否已站在了边缘”取决于我们当下和未来能否在社会层面实现最优分配，能否在科技层面实现进一步的突破。而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科技突破有一个更完善的社会施用环境，让社会资源的配置有一个更强大的科技创新支撑。这应该是阅读《巫师与先知》一书所能给予我们最好的启发之一。
《巫师与先知》是一部完成度足够高的环保史科普作品，作者涉猎之广博令人惊叹。然而，书中对中国案例的引述偏颇与缺乏是美中不足之处。这种类型的作品据我所知，在国内还没有与之内容丰富度相匹配的作品。而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充满着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的国度，一个也曾面临马尔萨斯问题的人口大国，中国亟须讲述国内环保主义发展进程的科普图书，来弥补《巫师与先知》中的中国缺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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